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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评价东林党在明朝后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?

初入春の茶博客2021-06-07茶余饭后 412

  明朝的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,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,培植儒士群体意识,以此讽议朝政,针贬时弊,参与国事,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,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,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,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。
  东林党的兴起
  从万历中叶开始,明朝开始走向衰落,内忧外患不断,统治者日益昏庸腐败。此时,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厦将倾的末世危机感,他们怀抱忧国忧时之志,然个人之能力毕竟有限,因而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,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影响力巨大的团体——东林党。
  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。翻译为“党派”的“党”字有贬义,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“派系”、“宗派”或“帮伙”一类的词。“东林党人”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这个称号。黄宗羲就曾辩驳说:“东林讲学者不过数人耳……东林党真有名哉! 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。”
  “东林”这个名字首次出现,是在万历三十二年(1604)。但事实上,东林核心人物顾宪成,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闻遐迩。一般都把东林之始定在万历二十一年,但也有人认为,东林之始可追溯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夺情之争。
  万历二十二年,因争国本触犯神宗,及参与会推阁臣王家屏,顾宪成、高攀龙先后被贬斥回乡。他们潜心学术,崇尚实学,并开始致力于讲学。至万历三十二年,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、安希范等合力修复东林书院。此后,在聚众讲学中,他们大力倡导“经世致用”之学;反对“空言之弊”,提倡“讲”“习”结合的新学风。他们把读书、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,这种新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职的政治官员(赵南星、李三才、杨涟、左光斗等)。由此,东林名声大振,而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。作为一个学术团体、学术派别的东林学派,又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,被政敌斥之为“东林党”。
  东林党的人员构成与宗旨
  东林党成员,一般均出身于江南中小地主家庭,其骨干分子大多为罢官废吏,秀才处士。他们之中有的人后又再度为朝廷启用,但大都宦途坎坷,任期短暂。
  由于东林党人多系江南地区的士大夫,他们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。万历末年,江南商品经济已较为发达,江南地区地主与商品经济联系极为紧密。东林党人多系中小地主,商人亦为数不少,顾宪成,高攀龙即为商人家庭出身。东林党的政治主张——反对矿监税使,提倡“官民两利”等,一是因为他们“以天下兴亡为己任”的极高的道德责任感,二来也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。
  东林党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济世,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,培植儒士群体意识,以此讽议朝政,针贬时弊,参与国事,一方面企求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,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,另一方面针对现实问题,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。
  东林党人认为,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道德论理问题,而且东林人士认为要拯救危局、解决危机,最根本的手段, 就是复兴道德,并以宗教般的热情去以道德济世。正因这一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的学术渊源,东林党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,形成这一强大的团体。
  东林党的主要活动
  东林党的活动,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。书院建立之前,顾宪成等一批后来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,在建储、税监、会推阁臣、京察等问题的论争中,崭露头角,取得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名声,此为第一阶段;万历三十二年,东林书院建立,顾、高等人以书院为大本营,研习道德学问之余,往往“裁量人物,出位论政”,最典型的就是推举李三才入阁之事,天启初年,东林党人复职并主持了许多重要职位,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,同时力图清算前案,这是第二阶段;“东林”与“非东林”两大派系的对立与党争愈演愈烈,由于得到熹宗的支持和信任,魏忠贤的阉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,大批东林人士惨遭迫害,这是第三阶段。
  东林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:
  一、建储之争。建储之争历时十几年,几乎可以说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,在这场政治斗争中,东林党的骨干们脱颖而出,赢得过人的声誉和大批的支持者。在这群日后成为东林骨干的年轻官员们看来,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(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)是不合乎道德,不合乎礼仪的。事实上,早在张居正夺情风波中,这些官员们就已显示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,他们反对、抨击一切违背儒家正统的行为。在建储事件上,他们的反应更加激烈,当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惩罚时,他们相互援助,通过舆论手段不断进行反击。由于东林党人把个人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,因而皇帝的惩罚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,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对他们道德的褒奖。东林党人最终成功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,但也正因如此,万历日渐消极,对朝政几乎放任不理,明末颓势也就愈发明显。
  二、考察和任用官吏之争。明朝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,有京察和外察两种。考核决定着这级官员仕途升降,因而也是各个党竞争的主要场所。在历任首辅之争及李三才任用问题上,东林党人与齐党、楚党、浙党针锋相对。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,双方互相排挤: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﹐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﹑钟兆斗等﹐沈一贯从中阻挠。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,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﹐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。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,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。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﹐又尽逐齐楚浙党。魏忠贤得势后,齐楚浙尽聚其下,形成强大的阉党势力。而后,双方争斗不休,直至崇祯末年东林与阉党余众仍是势如水火。
  三、抑制矿监税使之争。从万历二十四年起,万历派出许多宦官充当矿监、税监,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,大肆掠取民间金银。他们往往以开矿为名,强占土地,毁民房,或巧立商税名目,横征暴敛。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断,矿监税使掠夺财富的总额超过了政府赋税收入总额。【7】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,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,反抗,民变此起彼伏。东林党人本着士的“良知”,掀起舆论攻势,想逼迫万历裁撤矿监税使,其中东林党推戴的李三才就曾三度上书,言辞激烈,赢得众多东林党人支持。但万历始终采取消极应对的措施,东林党的强大政治攻势,终究未使他屈服,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去世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  东林党的失败
  天启初年是东林党的鼎盛时期,大量东林党人复职,担任朝廷重要职位,齐楚浙党被逼到了困境。由于东林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,许多原本中立的正直官员也被逼到了反东林阵营。与此同时,宦官魏忠贤由于深得熹宗信任,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关键人物,反东林势力渐渐聚集到他麾下。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愈演愈烈,东林党人多次指责阉党“奸臣乱政”。天启五年,魏忠贤借“梃击、红丸、移宫”三案为由,唆使其党羽造编《东林党点将录》上报朝廷。明熹宗下诏,烧毁全国书院。次年,东林书院被拆毁。东林党人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,阉党四处搜捕收押东林党人,先后有“六君子”和“七君子”之狱。杨涟、左光斗等东林骨干都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被杀害。东林之盛终成昙花一现之势,朝政完全落入阉党之手。
  天启七年(1627年),崇祯即位,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,东林党人余人才免遭魏忠贤的打击。崇祯二年,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,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。东林党与阉党余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,一直延续到南明覆灭。
  历史评价与反思
  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,有两种观点: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、楚、浙及阉党一样,“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”;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“不务空谈, 主张躬行实践,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, 而是要过问政治, 以达到经世致用”。
 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,然而,东林党人初心虽好,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,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,这对于他们而言,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。
 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,道德济世,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, 主要体现在“清议论政”和“生民关怀”两个方面。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、过程及其后果,也不难看出东林道德经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。更重要的是,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,相反,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,扶植同党,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,欲将其一网打尽。虽然这是时势所迫,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,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。由此看来,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,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,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、党内派系争斗罢了。无论如何,他们平息党争,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。
  我认为,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:
  一、“非此即彼”的认知模式和“善恶两分”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,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“反东林”派系中。谢国桢先生曾感慨:“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,党见太深,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, 都斥为异党。”
  二、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。明末社会积弊甚多,王朝可谓危如累卵,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,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,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,殊不知,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。相反,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。
  三、士本身的局限性。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,孤僻,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,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(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)。同时,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,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,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。
  四、复杂、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,党同伐异,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。

文章关键词
历史上对东林党的评价
东林党由来
明朝东林党是好是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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